保全與執行 【最高人民法院判例】
名義股東的非基于股權處分的債權人應屬于法律保護的“第三人”范疇，該債權人的信賴利益應受到法律的優先保護
作者：李舒、唐青林、吳志強（北京市安理律師事務所）
裁判要旨：
《公司法》第三十二條第三款所稱的第三人，并不限縮于與顯名股東存在股權交易關系的債權人，名義股東的非基于股權處分的債權人應屬于法律保護的“第三人”范疇，該債權人的民事法律行為效力應受到法律的優先保護。
案情介紹：
一、2013年5月，王仁岐發起設立長春市中匯小額貸款有限公司（下稱“中匯公司”），詹志才代王仁岐持有中匯公司10%股權，王仁岐為實際出資人。中匯公司召開股東會，明確詹志才所持10%股權為代王仁岐持有，中匯公司向王仁岐出具股權證書。
二、因詹志才與劉愛蘋糾紛，長春中院凍結登記在詹志才名下的中匯公司的10%的股權。王仁岐提出異議，主張10%股權為其所有，長春中院駁回王仁岐的執行異議。王仁岐向長春中院申請執行異議之訴，請求中止執行訴爭股權。長春中院認為：依據協議王仁岐系10%股權的實際出資人。《公司法》第三十二條的規定立法本意在于維護交易安全，減少交易風險，而劉愛蘋申請執行訴爭股權的行為并非商事交易行為，因此不適用該法律條款規定。故以（2014）長民二初字第16號民事判決（下稱“16號判決”）停止執行上述股權。
三、劉愛蘋向吉林高院上訴，請求撤銷16號判決。吉林高院認為，外觀主義原則是判斷股權權屬的基本原則，中匯公司名義股東為詹志才，代持股關系是否合法有效不影響對訴爭股權的強制執行，故以(2016)吉民終35號民事判決（下稱“35號判決”）撤銷原判，駁回王仁岐訴訟請求。
四、王仁岐不服吉林高院35號判決,向最高法院申請再審。請求確認訴爭股權為王仁岐所有，并停止對訴爭股權的執行。最高法院經審理裁定，駁回王仁岐的再審申請。
裁判要點及思路：
關于《公司法》第三十二條第三款規定的理解與適用問題，該條款規定：“公司應當將股東的姓名或者名稱向公司登記機關登記；登記事項發生變更的，應當辦理變更登記。未經登記或者變更登記的，不得對抗第三人。”工商登記是對股權情況的公示，與公司交易的善意第三人及登記股東之債權人有權信賴工商機關登記的股權情況并據此作出判斷。
本案中，王仁岐與詹志才之間的《委托持股協議》已經一、二審法院認定真實有效，但其股權代持協議僅具有內部效力，對于外部第三人而言，股權登記具有公信力，隱名股東對外不具有公示股東的法律地位，不得以內部股權代持協議有效為由對抗外部債權人對顯名股東的正當權利。
最高法院認為，《公司法》第三十二條第三款所稱的第三人，并不限縮于與顯名股東存在股權交易關系的債權人。根據商事外觀主義原則，有關公示體現出來的權利外觀，導致第三人對該權利外觀產生信賴，即使真實狀況與第三人的信賴不符，只要第三人的信賴合理，第三人的民事法律行為效力即應受到法律的優先保護。基于上述原則，名義股東的非基于股權處分的債權人亦應屬于法律保護的“第三人”范疇。所以，最高法院最終裁定，駁回王仁岐的再審申請。
實務要點總結：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我們總結該案的實務要點如下，以供實務參考。同時也提請當事人申請執行股東名下股權時，需要注意是否存在股權代持，以及如何應對隱名股東主張所有權等問題。結合最高院的裁定文書，在執行實務中，應重點關注以下內容：
一、作為顯名股東的非基于股權處分的債權人（一般債權人），在隱名股東對訴爭股權主張所有權時，能否執行到款項？
第一，根據《民訴法解釋》第三百一十一條規定：“案外人或者申請執行人提起執行異議之訴的，案外人應當就其對執行標的享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的民事權益承擔舉證證明責任”，隱名股東作為執行異議之訴的案外人，需承擔證明其“享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的民事權益”并由該隱名股東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后果。所以，在此階段一般債權人是一個防守者，需要考慮怎樣排除隱名股東的各項證據的證明力。第二，關于一般債權人是否屬于《公司法》第三十二條第三款的規定的“第三人”的范疇？無論在學術觀點還是實務判例中，均未有統一結論，但正如本文所檢索到的案例中的裁判觀點，《公司法》第三十二條第三款所稱的第三人，并不限縮于與顯名股東存在股權交易關系的債權人，根據商事外觀主義原則，有關公示體現出來的權利外觀，導致第三人對該權利外觀產生信賴，即使真實狀況與第三人的信賴不符，只要第三人的信賴合理，第三人的民事法律行為效力即應受到法律的優先保護。所以，名義股東的非基于股權處分的債權人亦應屬于法律保護的“第三人”范疇。綜上，顯名股東的一般債權人，依據工商登記中記載的股權歸屬，有權向人民法院申請對顯名股東名下股權強制執行。
二、顯名股東因其未能清償到期債務而成為被執行人時，其債權人依據工商登記中記載的股權歸屬，有權向人民法院申請對該股權強制執行，此時隱名股東作為案外人請求停止執行案涉股權并確認其對所有權的，法院可依據《公司法》第三十二條及商事裁判規則中的外觀主義及對善意相對人的信賴利益的保護，對隱名股東的訴請不予支持。
三、股東因股權轉讓協議已將所持股權轉讓給案外人，但未辦理工商變更，此時該案外人就涉案股權僅享有基于合同之債的請求權，故該權利不足以排除顯名股東一般債權人申請的強制執行措施。
相關法律：
《公司法》
第三十二條 有限責任公司應當置備股東名冊，記載下列事項：
（一）股東的姓名或者名稱及住所；
（二）股東的出資額；
（三）出資證明書編號。
記載于股東名冊的股東，可以依股東名冊主張行使股東權利。
公司應當將股東的姓名或者名稱向公司登記機關登記；登記事項發生變更的，應當辦理變更登記。未經登記或者變更登記的，不得對抗第三人。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三）》
第二十五條 名義股東將登記于其名下的股權轉讓、質押或者以其他方式處分，實際出資人以其對于股權享有實際權利為由，請求認定處分股權行為無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參照物權法第一百零六條的規定處理。
名義股東處分股權造成實際出資人損失，實際出資人請求名義股東承擔賠償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民訴法》
第六十四條 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
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證據，或者人民法院認為審理案件需要的證據，人民法院應當調查收集。
人民法院應當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觀地審查核實證據。
《民訴法解釋》
第三百一十一條 案外人或者申請執行人提起執行異議之訴的，案外人應當就其對執行標的享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的民事權益承擔舉證證明責任。
第三百一十二條 對案外人提起的執行異議之訴，人民法院經審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別處理：
（一）案外人就執行標的享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的民事權益的，判決不得執行該執行標的；
（二）案外人就執行標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的民事權益的，判決駁回訴訟請求。
案外人同時提出確認其權利的訴訟請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決中一并作出裁判。
《合同法》
第五十二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無效：
（一）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
（二）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
（四）損害社會公共利益；
（五）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
以下為該案在最高法院審理階段關于該事項分析的“本院認為”部分關于名義股東的非基于股權處分的債權人應屬于法律保護的“第三人”范疇的詳細論述和分析。
本院認為，“本案的爭議焦點是王仁岐是否享有排除強制執行的民事權利。首先，關于《公司法》第三十二條第三款規定的理解與適用問題，該條款規定：‘公司應當將股東的姓名或者名稱向公司登記機關登記；登記事項發生變更的，應當辦理變更登記。未經登記或者變更登記的，不得對抗第三人。’工商登記是對股權情況的公示，與公司交易的善意第三人及登記股東之債權人有權信賴工商機關登記的股權情況并據此作出判斷。本案中，王仁岐與詹志才之間的《委托持股協議》已經一、二審法院認定真實有效，但其股權代持協議僅具有內部效力，對于外部第三人而言，股權登記具有公信力，隱名股東對外不具有公示股東的法律地位，不得以內部股權代持協議有效為由對抗外部債權人對顯名股東的正當權利。本院認為，《公司法》第三十二條第三款所稱的第三人，并不限縮于與顯名股東存在股權交易關系的債權人。根據商事外觀主義原則，有關公示體現出來的權利外觀，導致第三人對該權利外觀產生信賴，即使真實狀況與第三人的信賴不符，只要第三人的信賴合理，第三人的民事法律行為效力即應受到法律的優先保護。基于上述原則，名義股東的非基于股權處分的債權人亦應屬于法律保護的“第三人”范疇。因此，本案中詹志才因其未能清償到期債務而成為被執行人時，劉愛蘋作為債權人依據工商登記中記載的股權歸屬，有權向人民法院申請對該股權強制執行。
其次，關于本案能否適用《民事執行規定》第十七條、第三十一條規定的問題。王仁岐申請再審主張其為案涉股份的實際權利人，應當按照第三十一條的規定解除查封。就股權的實際權利人與外觀權利人的關系問題，前文已經闡述，此處不再贅述。而《民事執行規定》第十七條規定的是被執行人將需要登記過戶的財產出賣給案外人的情形，買受人得以排除強制執行的要件有四點：一是簽訂買賣合同，二是支付全部價款，三是實際占有財產，四是未經登記的過錯不在于買受人。本案系代持股權引發的爭議，并非買賣交易，不適用該條款，即使參照該條款的規定，王仁岐將自有股份登記在詹志才名下的行為也不符合上述要件的第四項，即買受人對未經變更登記無過錯。故本院對王仁岐的該項主張不予支持。
另外，關于王仁岐在本院詢問中提出的二審法院遺漏訴訟請求的問題，本院認為，按照《民事訴訟法》第二百條的規定，民事再審審查堅持事由審查的原則，王仁岐在法律規定的申請再審期限內向本院申請再審所提出的事由僅為第二百條第六項，而其于2016年12月5日提出按照第十一項的事由申請再審，已經超過了六個月的再審申請期限，本院不應予以審查。此外，王仁岐提出的訴訟請求的第一項為請求確認其享有中匯公司10%的股權，本院認為，根據《公司法》的相關規定及《公司法司法解釋（三）》第二十一條的規定，當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確認其股東資格的，應當以公司為被告，與案件爭議股權有利害關系的人作為第三人參加訴訟。而本案系執行異議之訴，中匯公司并非本案當事人，審理的法律關系亦非股權歸屬，在法律關系不同、訴訟當事人不同的情形下，二審法院僅在事實認定部分確認案涉10%股份的實際出資人，而未在判決主文中對該訴訟請求予以確認或駁回并無不當。”
案件來源：
最高人民法院：《王仁岐與劉愛蘋、詹志才等申訴、申請民事裁定書》【（2016）最高法民申3132號】
延伸閱讀：
有關名義股東的非基于股權處分的債權人應屬于法律保護的“第三人”范疇的問題，以下是我們在寫作中檢索到與該問題相關的案例及裁判觀點，以供讀者參考。
1、顯名股東因其未能清償到期債務而成為被執行人時，其債權人依據工商登記中記載的股權歸屬，有權向人民法院申請對該股權強制執行。
案例一：《哈爾濱國家糧食交易中心與哈爾濱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科技支行、黑龍江糧油集團有限公司、黑龍江省大連龍糧貿易總公司、中國華糧物流集團北良有限公司執行異議糾紛二審民事判決書》【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二終字第111號】
本院認為，“《公司法》第三十三條第三款規定：‘公司應當將股東的姓名或者名稱及其出資額向公司登記機關登記；登記事項發生變更的，應當辦理變更登記。未經登記或者變更登記的，不得對抗第三人。’依據該條規定，依法進行登記的股東具有對外公示效力，隱名股東在公司對外關系上不具有公示股東的法律地位，其不能以其與顯名股東之間的約定為由對抗外部債權人對顯名股東主張的正當權利。因此，當顯名股東因其未能清償到期債務而成為被執行人時，其債權人依據工商登記中記載的股權歸屬，有權向人民法院申請對該股權強制執行。”
2、顯名股東因一般債務糾紛被申請執行其所持股權時，隱名股東排除執行措施的請求，法院不予支持。
案例二：《張明梁與張曉文、張明榮執行異議之訴上訴案》【浙江省臺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6）浙10民終2417號】
本院認為，“對于股權歸屬的證明，代持股協議書、內部股東證言等證明材料與公開的股權登記相比，后者的證明力更強。根據公司法相關規定，股權經工商登記機關登記、公示后才具有以對抗第三人的法律效力。張明梁要求停止執行的主要理由是張明榮在大和公司名下的18%股權實際系其出資，其因本人原因委托張明榮代為持有，故該股權應當屬于其所有，張明榮只是該18%股權的名義持有人，不應認定該股權屬于張明榮所有。本院認為，依法進行登記的股東才具有對外公示效力；隱名股東在公司對外關系上不具有公示股東的法律地位，不能以其與顯名股東之間有代為持股約定為由對抗外部債權人。因此，當顯名股東因其未能清償到期債務而成為被執行人時，債權人依據工商登記中記載的股權歸屬，有權向人民法院申請對該股權采取強制執行措施。張曉文依據另案生效的（2014）臺天商初字第675號民事調解書向一審法院申請凍結并強制執行張明榮在大和公司的18%股權，有事實和法律依據。故張明梁要求法院停止對張明榮所持有大和公司18%股權所采取的強制執行措施的請求，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本院不予支持。”
3、對善意的第三人而言，名義股東是其所持股份的責任承擔者和權利的享有者，而實際股東依據其實際出資人身份主張排除對訴爭股權的執行措施的，法院不予支持。
案例三：《葉鵬智與崔敏健、廣州市湛隆企業發展有限公司、郭福彬、廣州市白云合銀泰富小額貸款股份有限公司案外人執行異議之訴2016民終8101二審民事裁定書》【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6）粵01民終8101號】
本院認為，“本案二審的主要爭議焦點為：登記在郭福彬名下的合銀泰富公司5%股份的實際股東是否為葉鵬智。對此爭議焦點，根據查明的事實，首先，合銀泰富公司向郭福彬簽發的股票上記載的股東名稱至今仍然是郭福彬，從債權人崔敏健的角度來看，根據商事外觀主義原則，登記在郭福彬名下的合銀泰富公司5%股份的實際股東應當是郭福彬。其次，《公司法》第三十二條第二款規定：‘公司應當將股東的姓名或者名稱向公司登記機關登記；登記事項發生變更的，應當辦理變更登記。未經登記或者變更登記的，不得對抗第三人。’盡管該條款是針對有限責任公司作出規定，但因有限責任公司是封閉性公司，就公司登記事項的公某而言，較之于開放性的股份有限公司更弱。因此，既然有限責任公司應當符合上述規定，股份有限公司自然更應該符合上述規定，否則股份有限公司的運作將無法保證效率和安全。故上述條款的規定同樣適用于股份有限公司。由于涉案合銀泰富公司5%股份登記在郭福彬名下至今未作變更，依法不得對抗善意的崔敏健。再次，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三）》第二十一條的規定‘當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確認其股東資格的，應當以公司為被告，與案件爭議股權有利害關系的人作為第三人參加訴訟。’結合本案事實，合銀泰富公司登記有十個股東，盡管葉鵬智主張其是登記在郭福彬名下的涉案合銀泰富公司5%股份的實際股東，但并未得到其他所有股東的確認，也沒有通過訴訟確認其實際股東的資格，葉鵬智依法應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后果。最后，參考《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三）》第二十六條第一款的規定：‘公司債權人以登記于公司登記機關的股東未履行出資義務為由，請求其對公司債務不能清償的部分在未出資本息范圍內承擔補充賠償責任，股東以其僅為名義股東而非實際出資人為由進行抗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即使是名義股東，對善意的第三者而言，名義股東同樣是其所持股東的責任承擔者，同時也應該是權利享有者，而與實際股東無直接關聯。綜合上述分析，本院認定登記在郭福彬名下的合銀泰富公司5%股份的實際股東目前不能認定為葉鵬智。據此，原審法院認定崔敏健對郭福彬持有的合銀泰富公司5%股份申請強制執行，并無不妥，本院予以維持。”
4、股東因股權轉讓協議已將所持股權轉讓給案外人，但未辦理工商變更，該案外人就涉案股權僅享有基于合同之債的請求權，該權利不足以排除顯名股東一般債權人申請的強制執行措施。
案例四：《杜玉良與張國良案外人執行異議之訴二審民事判決書》【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2016）粵03民終7051號】
本院認為，“本案為案外人執行異議之訴糾紛。《民訴法解釋》第三百一十一條規定：‘案外人或者申請執行人提起執行異議之訴的，案外人應當就其對執行標的享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的民事權益承擔舉證證明責任。’本案中，上訴人雖于2013年即與原審第三人劉永青約定收購涉案股權且已經向其支付了對價，但因雙方未辦理股權變更登記手續，故上訴人就涉案股權僅享有基于合同之債的請求權。該權利因上訴人未及時辦理變更登記手續而不具有對抗第三人的法律效力，故上訴人關于解除涉案股權的強制措施的主張依據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上訴人主張未辦理股權變更登記的責任不在其自身，首先，上訴人的該項主張缺乏充分事實依據；其次，上訴人作為股權收購方在有關《股權轉讓協議書》簽訂后亦應積極主張合同權利，其怠于行使合同權利產生的風險應由其自行承擔；再次，上訴人與原審第三人劉永青的合同履行問題亦不能成為對抗第三人的正當事由。故上訴人該項上訴主張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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