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開發房地產項目中，雙方協議約定項目所有收益歸實際出資一方所有，但土地使用權仍登記在另一方名義下的，實際出資的一方為土地使用權人的實際權利人，未出資的一方僅為名義權利人。該實際權利人有權要求排除名義權利人的債權人對土地使用權人的執行。

一、實際出資人不能請求排除名義出資人的債權人申請對股權的強制執行。

案例一：青海百通高純材料開發有限公司、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二審民事判決書[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終100號]最高人民法院認為“本案爭議的焦點是百通材料公司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的民事權益，即百通材料公司對鑫通公司持有的百通小貸公司20%股權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的民事權益。一方面，原告百通材料公司提供證據材料，擬證明其為百通小貸公司股東，其與第三人之間是委托持股關系。但是依法進行登記的股權具有對外公示的效力，無論對執行異議的審查還是對異議之訴案件的審理，判斷股權的法律依據應當一致。《公司法司法解釋(三)》第二十四條的規定，是對實際出資人與名義股東之間委托持股合同效力及雙方因投資權益的歸屬發生爭議的判斷依據，僅解決實際出資人與名義股東之間的債權糾紛，不能據此對抗善意第三人或排除人民法院的強制執行。另一方面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辦理執行異議和復議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執行異議復議規定》）第二十五條第二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權合理配置和科學運行的若干意見》的規定，執行標的被查封、扣押后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書，不能排除對執行標的的執行。根據上述規定，凍結股權后，西寧中院作出的185號民事判決書不能排除對該股權的執行。”

案例二：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濟南分行、海航集團有限公司執行異議之訴再審民事判決書[最高人民法院 （2016）最高法民再360號]

最高人民法院認為：“海航集團系涉案股份實際出資人的事實,能否排除人民法院的強制執行。”

“從本案查明事實看，海航集團與中商財富雙方簽訂《委托投資入股代理協議》及《委托投資入股代理協議之補充協議》，約定海航集團自愿委托中商財富作為海航集團對營口沿海銀行的出資入股代理人并代為行使相關股東權利，委托資金總額9360萬元，其中7200萬元用于出資入股營口沿海銀行，委托期間，海航集團應向中商財富支付共計200萬元的代為持股費用。上述協議之履行，表明海航集團與中商財富之間形成了委托代持關系。但是，海航集團就涉案股份并不享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的民事權益，不能排除人民法院的強制執行。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從實際出資人與名義股東的內部代持法律關系的性質分析。代持法律關系其本質屬于一種債權債務關系，受合同法相對性原則的約束，隱名股東就該債權僅得以向名義股東主張，對合同當事人以外的第三人不產生效力。從公司法第三十二條規定看，公司應當將股東的姓名或者名稱及出資額向公司登記機關登記，登記事項發生變更的，應當變更登記，未經登記或者變更登記的，不得對抗第三人。公司股東的登記事項主要體現在公司章程、股東名冊和工商登記這三種材料中，本案營口沿海銀行的公司章程、股東名冊、工商登記資料中，涉案股份均登記于中商財富名下，中商財富可以據此主張行使股東權利，在公司對外關系上，名義股東具有股東的法律地位，隱名股東不能以其與名義股東之間的約定為由對抗外部債權人對名義股東的正當權利。公司法解釋三第二十四條規定對此進一步細化：“有限責任公司的實際出資人與名義出資人訂立合同，約定由實際出資人出資并享有投資權益，以名義出資人為名義股東，實際出資人與名義股東對該合同效力發生爭議的，如無合同法第五十二條規定的情形，人民法院應當認定該合同有效。前款規定的實際出資人與名義股東因投資權益的歸屬發生爭議，實際出資人以其實際履行了出資義務為由向名義股東主張權利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名義股東以公司股東名冊記載、公司登記機關登記為由否認實際出資人權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實際出資人未經公司其他股東半數以上同意，請求公司變更股東、簽發出資證明書、記載于股東名冊、記載于公司章程并辦理公司登記機關登記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釋規定雖是針對有限責任公司，但本案中營口沿海銀行為非上市的股份公司，參照上述法律規定處理相關法律關系從性質上而言亦無不妥。從上述法律依據看，在代持情況下，即名義股東與實際股東分離時，通過合同法規制解決。即使海航集團為涉案股份的實際出資人，也并不當然地取得營口沿海銀行的股東地位。代持情形下，隱名股東的財產利益是通過合同由名義股東向實際股東轉移，需經過合同請求而取得，若隱名股東請求成為公司股東，則需經過半數股東同意，其并非當然取得股東地位。綜合上述分析可知，海航集團即使對涉案股份真實出資，其對因此形成的財產權益，本質還是一種對中商財富享有的債權。如中商財富違反其與海航集團之間簽訂的委托協議，海航集團得依據雙方簽訂的相關協議向中商財富主張違約責任，并不當然享有對涉案股份的所有權、享受股東地位。

“第二，從信賴利益保護的角度分析。根據商事法律的外觀主義原則，交易行為的效果以交易當事人行為的外觀為準。即使外在的顯示與內在的事實不一致，商事主體仍須受此外觀顯示的拘束，外觀的顯示優越于內在的事實。法定事項一經登記，即產生公信力，登記事項被推定為真實、準確、有效，善意第三人基于對登記的信賴而實施的行為，受到法律的保護，即使登記事項不真實、與第三人的信賴不符，善意第三人也可以依照登記簿的記載主張權利。只要第三人的信賴合理，第三人的信賴利益就應當受到法律的優先保護。另一方面，執行案件中的債權人與被執行人發生交易行為時，本身也有信賴利益保護的問題。發生交易時，申請執行人對被執行人的總體財產能力進行衡量后與之進行交易，被執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進入強制執行程序后，被執行人名下的所有財產均是對外承擔債務的一般責任財產與總體擔保手段，因此不能認為強制執行程序中的申請執行人就不存在信賴利益保護的問題。特別是,法律規定明確否定超標的查封，申請執行人為了實現對某項特定財產的查封，必須放棄對其它財產的查封，如果對該查封利益不予保護，對申請執行人有失公允。因此，不能苛求被執行人的債權人與名義股東必須是就登記在名義股東名下的特定代持股權從事民事法律行為時才能適用善意第三人制度。在涉案股份的實際出資人與公示的名義股東不符的情況下，法律不僅應優先保護信賴公示的與名義股東進行交易的善意第三人，也應優先保護名義股東的債權人的權利。就本案而言，中信濟南分行對涉案股份申請強制執行具有信賴利益并應優先保護。

“第三，從債權人和隱名股東的權責和利益分配上衡量。首先，債權人對名義股東的財產判斷只能通過外部信息，股權信息查詢獲得，但代持關系卻較難知悉，屬于債權人無法預見的風險，不能苛求債權人盡此查詢義務，風險分擔上應向保護債權人傾斜，制度以此運行則產生的社會成本更小。其次，實際出資人的權利享有相應的法律救濟機制。即使名義股東代持的股權被法院強制執行，隱名股東依然可以依據其與名義股東之間的股權代持協議的約定以及信托、委托制度的基本原則，請求名義股東賠償自己遭受的損失。再次，對涉案股份的執行并未超過實際出資人的心理預期。實際出資人在顯名為股東之前，其心理預期或期待的利益僅僅是得到合同法上的權益，而非得到公司法上的保護。本案中，海航集團在相關代持協議中與中商財富就代持股份可能被采取強制執行措施的情形已做了特別約定即是明證。最后，從風險和利益一致性的角度考慮，實際出資人選擇隱名，固有其商業利益考慮，既然通過代持關系，獲得了這種利益，或其他在顯名情況下不能或者無法獲得的利益，則其也必須承擔因為此種代持關系所帶來的固有風險，承擔因此可能出現的不利益。因此，由海航集團承擔因選擇代持關系出現的風險和不利益，更為公平合理。

“第四，從司法政策價值導向上衡量。現實生活中因為多種原因產生股份代持的現象，但從維護交易安全、降低交易成本的角度看，如果側重于承認和保護隱名股東的權利從而阻卻執行，客觀上則會鼓勵通過代持股份方式規避債務，逃避監管，徒增社會管理成本。本案中，在海航集團與中商財富簽訂協議之時，銀監會辦公廳已下發了《關于加強中小商業銀行主要股東資格審核的通知》（銀監辦發〔2010〕115號），其中第二條第二項規定“主要股東包括戰略投資者持股比例一般不超過20%。對于部分高風險城市商業銀行，可以適當放寬比例。”而營口沿海銀行的股東中，海航酒店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作為海航集團的下屬成員企業，投資比例已占20%，通過中商財富代持股份的方式，海航集團對營口沿海銀行的持股比例達到了24.8%，海航集團尋求中商財富代持營口沿海銀行股份，主觀上不排除為了規避上述通知中對于股東資格審核的監管要求。此外，2018年1月5日銀監會公布的《商業銀行股權管理暫行辦法》[2018年第1號]明確對商業銀行的股權代持行為予以了否定。該辦法第十二條規定：“商業銀行股東不得委托他人或接受他人委托持有商業銀行股權。”該規定雖系部門規章，但是從禁止代持商業銀行股權規定的規范目的、內容實質，以及實踐中允許代持商業銀行股權可能出現的危害后果進行綜合分析認定，可以看出對商業銀行股權代持的監管體現出逐漸嚴格和否定的趨勢。為了維護交易安全，也為倒逼隱名股東在選擇名義股東時更加謹慎，依法判決實際出資人海航集團不能對抗人民法院對涉案股權強制執行，有利于規范商業銀行股權法律關系，防止實際出資人違法讓他人代持股份或者規避法律。”

二、共同借名賣房中，未登記的共有人無權要求排除名義權利人的債權人對房屋的強制執行。

案例三：王埃利與王志堅申請執行人執行異議之訴一案再審民事裁定書[最高人民法院 （2019）最高法民申82號]最高人民法院認為：“《物權法》第九條‘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應指該法第二十八條、第二十九條、第三十條等法律明確規定的不以登記為物權變動生效要件的情況。法律并未規定在多人共同出資購買房產的情況下，其他共有人可以不進行登記即取得物權，本案不符合《物權法》第九條‘法律另有規定’情形。《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辦理執行異議和復議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二十八條是對特定情況下買受人利益的特殊保護，被執行人為出賣人。本案中，被執行人王永宏與王埃利、王永利之間并非房屋買賣關系，王埃利、王永利亦無法律需要予以優先保護的特殊利益，本案無該條之適用余地。二審判決適用法律并無不當。本案中，不管認定為共同買房還是借名買房，均不影響案件判決結果，王埃利、王永利的再審申請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條規定情形。”

三、存在真實借名買房關系的真實物權人，可要求排除名義權利人的債權人對房屋的強制執行。

案例四：遼寧中集哈深冷氣體液化設備有限公司、徐沛欣、曾塞外案外人執行異議之訴二審民事判決書[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 （2018）遼民終211號]該院認為：“關于徐沛欣是否對借名購買的案涉房屋享有物權或物權期待權的問題。首先，關于徐沛欣與曾塞外就案涉房屋存在真實的‘借名買房’關系，徐沛欣是實際購買人并實際占有使用案涉房屋的事實，業經上述闡述，不再贅述。徐沛欣雖然以曾塞外名義購買案涉房屋，案涉房屋的產權登記在曾塞外名下，但不動產登記行為并非是行政賦權行為，行政登記行為只能產生權利推定效力，登記行為本身并不產生物權。當不動產登記與真實權利狀態不一致時，仍然要依據權利的實際歸屬情況來確定物權權利人。《物權法解釋一》第二條也規定：‘當事人有證據證明不動產登記簿的記載與真實權利狀態不符、其為該不動產物權的真實權利人，請求確認其享有物權的，應予支持。’該條規定說明物權登記與實際權利狀況不符時，要以實際權利狀況為依據認定事實。‘借名買房’系“不動產登記簿的記載與真實權利狀態不符’的一種情形。本案中徐沛欣與曾塞外就本案的訴爭房屋存在借名買房關系，而且徐沛欣已經證明其是案涉房屋的實際出資人和占有人，因此，當徐沛欣主張該房屋的物權應當歸屬于自己時，人民法院應當予以支持，或者人民法院在審理案件時根據民訴法解釋第三百一十二條規定的需要，應當對真實的權利主體予以審理認定。其次，案涉房屋的代持行為，不能導致物權喪失。借名買房在合同形式上，屬于債的關系，而實質上，是雙方當事人通過借名買房的外在形式，將真實的物權登記于出借名人的名下，是雙方當事人對物權的一種安排或處分方式，借名人實際上享有真實的物權。因此，當借名買房雙方當事人如果因為借名買房的物權歸屬發生爭議時，真實權利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請求確認物權的歸屬，而不是僅僅可以請求出借名人變更登記，行使的不是債權請求權。另外，物權的消滅必須有法定事由，即使購買案涉房屋的行為違反了有關地方政府關于商品房限購文件的規定，由于上述文件并非法律和行政法規的效力性強制性規定，借名買房的合同關系也不因此而無效，而應當認定有效。我國法律也沒有違反限購政策將導致物權消滅的法律規定，且案涉房屋的代持行為亦無證據證明存在惡意轉移財產、逃避債務的情形，認定徐沛欣不享有案涉房屋的物權，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釋的規定精神。一審判決認定徐沛欣以案涉房屋享有物權期待權而非物權，適用法律不當，本院予以糾正，但認定徐沛欣對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的民事權益的裁判結果正確，應予以維持。”